联系到之前引起业界激辩的余额宝去留话题，引得满城风雨的互联网金融这次又站到了十字路口，2014年，开年风光了数月之后，真正考验双马的时候终于来了——他们是否是合格甚至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是否有破壁的勇气、担当与智慧？他们是否能在现在的大环境中探索出一条切实而持续的企业发展道路？
不止是同行们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们，被阿里巴巴、腾讯的产品服务覆盖的数亿计的用户也看着他们。
在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并以幕天席地势态席卷上下的今天，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人迎接20周年诞生的当下，中国的互联网也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前进抑或停滞，向左还是向右。
马云和马化腾们现在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相对创业壮大中的种种难关和风险，现在两个千亿美元市值以上——腾讯现在市值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外界对阿里巴巴上市后的普遍估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互联网航母在驶入移动互联网和全球化红海的斑斓航线中，只要稍微偏离正确航道毫厘，就有搁浅乃至倾覆的危险。
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双马如今面临的危机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特色式的产物，也只有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才会出现这样扭曲和不正常的局面。
Déjà vu，这一幕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中国企业家的身上。
褚时健的故事就浓缩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全部苦闷，在市场化经济新潮波涛汹涌的90年代，国有企业的一把手一方面掌握着令外人艳羡的权力和荣誉，但另一方面也切身感受着体制权力无法转化为实际权利的巨大落差。
与褚时健他们相比，马云、马化腾们的境遇无疑要好得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繁荣的市场，他们有更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灵活性更高更合理的现代公司股份制度，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在未来有着无线的前景和希望。
但是，他们也同样有着自己的苦闷，较之前辈，他们的苦闷更为沉重，也更加不可为外人言说。
无序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效果未可知的营销、口水战之中，公众的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被当做竞争的砝码，不公平不对成的相互封杀竟然成了竞争中的常规手段，繁荣表象下却是暗流涌动；
同时，不够成熟的市场和消费水平依然制约着中国互联网的真正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市场和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包容、接受程度有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乃至创业者单纯沉湎于能带来稳定回报的业务线，却懦于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用户体验的创新，故意甚至恶意诱导欺骗讹诈用户，两者相互诱导，最终陷入一个近乎不可解的死循环；
无论是对用户权益的保护，还是对互联网公司、竞争秩序的约束，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都没有成熟的规章制度可以遵循，这使得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在高速前进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失速偏向脱轨的危险，而同时，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法制化进程却依旧处在龟速的温吞踟蹰中；
但是，上述种种还不是最迫切最紧急的。
如果中国要诞生一流的互联网企业，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要真正走向成熟和繁荣，那么必然要延伸到传统行业领域，势必威胁到后者的利益，这其中也必然包括了现有经济体制下的拥有国有资本背景的企业，双方的冲突几乎一触即发。
微信和运营商之间的拉锯战，余额宝和银行之间的你来我往，直至今天的央行叫停，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一旦威胁到通信、金融等领域时，后者常常以市场竞争之外的方式进行自卫————但是这种被动滞后的自卫手段在正常的竞争秩序中并不能保证它们胜出，也很难促使它们进行真正的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创新。
事实是，越怕金融秩序受到扰乱，越怕对市场的监管难度加大，越怕用户的安全和权益受到侵害，于是就用一纸命令叫停封杀，最后现实的结果就越朝期望的方向发展，计划始终追不上市场的变化，大包大揽的调控永远不可能比得上市场的自我调节。
道理如此，但类似的情景以后或许还会不断上演，还会持续很久。
无论是双马，还是其他靠互联网起家乃至更普遍更广泛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已经遭遇或将要遭遇的是远比褚时健那辈人更严峻的挑战。
柳传志一句“在商言商”引来无数争议和批评，然而实际上，相比拥有国资背景的联想，更多的中国企业家都无法轻松地说出这句话、做到这句话，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并不允许仅仅“在商言商”，在商业背后还有更多更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关系需要他们去平衡考量取舍，面对这样的冲突，他们往往是弃子与落败者，几乎很难有胜算。
这大概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更沉重苦闷之所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