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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彭兰谈红包:“面对面”成为稀缺品

时间:2017-01-29 18:00:36 来源:科技资讯网 评论:0 点击:0
  微信团队发布的红包数据显示,除夕24小时内,微信红包收发142亿个,同比增长75.7%,再创新高。今年除夕前,微信团队推出的“面对面红包”,也让红包从线上互动向线下交流做出了延伸。

  在微信红包数据达到峰值的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兰团队发布的《微信红包中的社会图景》报告显示,微信红包呈现出使用者动机的多元化,已经超越春节,成为日常生活重要的支付方式与社交方式。

  报告同时指出,人们可以利用各种新技术实现跨时空交流的今天,面对面的交流,日益变成一种稀缺品。如何推动人们在实体空间的相聚,或许是新媒体技术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言不合发红包:有人发红包来宣泄情绪

  一个红包,多种指向。研究发现,使用者使用微信红包的动机多元。

  从受访者的使用动机看,便捷化支付是他们最为认可的动机,比例超过七成,这说明微信扩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其支付功能得到普遍认可。

  虽然微信本身也有转账功能,但不少受访者还是喜欢用红包来转账。微信红包的游戏功能也得到了近70%的受访者的认可。这是微信红包相对传统红包使用场景的另一个重要突破。

  以凑热闹的心理来使用微信红包的受访者比例超过40%,这种心理通常发生在群红包的场景下。这也是红包促进群内交流和活跃度的一个基础。而来自微信官方的2017年除夕数据显示,发群红包最多的是70后。

  “低成本社交”、“更好地融入群体”、“享受抢红包中的随机竞争”、“求帮忙”、“希望捡便宜”、“在群中争夺话语权”等动机,均获得了10%以上受访对象的认可。

  有受访者同样讲述了微信红包的激励作用,“奖励员工”也是部分受访者的动机之一。此外,收者得利,发者有福,“宣泄情绪”也成为发红包的动机。虽然是个案,但是这也说明,就像其他网络互动一样,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或多或少与自己的情绪相关。

  不少受访者也提到,在微信红包往来中不希望自己有人情债这样的心理负担。
 
“面对面”成为稀缺品

  报告认为,微信红包虽然是通过虚拟空间传递的,但在视觉上它将传统红包的外在形式继承了下来,因此,红包的象征性意义得到保留,跨越空间的传情成为了可能。

  而报告提出在人们可以利用各种新技术实现跨时空交流的今天,面对面的交流,日益变成一种稀缺品。如何推动人们在实体空间的相聚,或许是新媒体技术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今年,微信团队推出的“面对面红包”正是红包从线上互动向线下交流的延伸探索。

  但报告指出,以前人们节日上门看望、送出礼物等表达感情的方式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这种成本付出本身就意味着对关系的重视。而微信红包使时间成本接近零,红包发放容易泛化,但在一些人看来,这也意味着感情与关系的廉价化。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微信红包对传统年俗产生了影响,尤其在微信红包影响下,传统过年红包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秩序发生了改变。红包超出了家族、家庭的范围,平辈之间通过微信发红包的现象变得普遍,在各种单位的群里,过年期间的红包也并非总是由上级发,任何人都可能发起。

  秩序的变化,也意味着红包原有的固定含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除了礼仪和祝福之外,过年红包也成为一种范围广泛的社交方式,并且承载了一定社会资本属性。
 
微信红包延续的“差序格局”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关系亲疏与发的红包大小有关系。红包大小与关系亲疏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特别是在过年和结婚这样的场景下。而深层的原因,仍是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入与回报的考虑。

  当然,由于亲人间表达感情和互动的方式很多,所以在给亲人的微信红包中,人们未必一定是用最大数额,但传达的感情色彩会更浓厚,特别是在恋人之间,5.20、9.9、13.14等数字更为常用。

  一对一的红包反映了关系的亲疏,而群的红包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空间的等级关系,承担着维护既有社会关系秩序的功能,特别是在单位的群里,甚至成为奖惩手段。

  各种不同的微信群里,红包规则的共识可能是最容易达成的。规则的形成,也有助于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的达成,从而强化人们的群体归属感。

  同时报告指出,红包具有推动亲密关系形成、启动失联关系复苏、连接社会救助与互助,以及自我呈现于表达的功能。
 
 
微信社会,红包关系

  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微信红包虽然扩大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但它作为社会关系中“人情”往来的社会资本属性、作为“面子”的个人表达功能,以及情感传达功能,相比传统红包,并没有实质变化。但是在微信这个场域中,红包互动更为广泛,微信红包编织的关系网可能大大超出传统红包涉及的关系网,因此,微信红包对于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更为明显。

  微信红包仍然受到现实中的关系模式的影响,一对一的红包发放仍然与现实社会的差序格局相关,群内红包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实秩序的制约。

  研究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方式,选取了北京、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河北邢台、湖南长沙、广东深圳、山东青岛、吉林长春、内蒙古赤峰、浙江绍兴市新昌县、安徽六安市舒城县、甘肃兰州等城市或县城,同时考虑了访谈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程度、民族等的分布,最终确定访谈对象共10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