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
瑞典学院的审慎魅力
瑞典当地时间10月6日13:00点（北京时间10月6日19:00点），瑞典学院公布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摘得桂冠。鉴于她的获奖评语在中文互联网上已广泛传播，此处不再重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赛前的各种预测中，安妮·埃尔诺仅能算热门人选之一。由于诺奖委员会从不在赛前公布提名名单——按照规定，这个名单要等该届诺奖50年后才能公布，在舆论场上，最活跃的就是各种博彩网站。今年博彩公司NicerOdds开出的赔率榜单中，押注赢面最高的5位作家分别是法国小说家、诗人、电影导演米歇尔•维勒贝克，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以及安妮·埃尔诺。《撒旦诗篇》的作者，印度裔、英美双国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此前因为8月12日在纽约演讲时遭遇暴力袭击，一直是舆论场中呼声最高的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支持者包括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和《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另外一个版本的榜单中，本次文学奖候选人还包括中东女作家、美籍海地作家、东欧剧作家等等，乌克兰作家谢尔希·扎丹也是热门候选人之一。
大奖颁出前，在专栏作家阿历克斯·史蒂芬（Alex Stephard）撰写的预测文章《谁将赢得2022诺贝尔文学奖》中，安妮·埃尔诺仅仅被列在“博彩公司最喜欢的照片”一栏，文章对她不乏挖苦：“作为一名回忆录作家，她可以被视为学院派的另类，但在自传文学时代，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丘吉尔能靠他的自传作品《如果我做了》赢得诺奖，埃尔诺肯定能因为她对自己过去的激烈挖掘而获胜。”《大西洋月刊》则提到，近些年来自传体文学逐渐受到大众关注，卡尔·克瑙斯高、蕾切尔·卡斯克等擅长自传体小说的作家声名鹊起。埃尔诺可以说是这些自传体小说的先驱。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传文学”标签也许能够帮助埃尔诺夺得桂冠。
尘埃落定，安妮·埃尔诺的获奖被解读为瑞典学院对美国堕胎法案修订的回应，是一次“女性写作的胜利”。毕竟，近年来，随着安妮·埃尔诺在各种公开演讲中对女性堕胎权利的支持，以及2021年9月，根据她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她已经成为法国年轻女性崇拜的女性主义明星。诺贝尔文学奖自设立以来，其宗旨“奖励在理想主义方向上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虽然大体未变，但与社会思潮进行互动从来都是诺奖一个重要的考量方向。走好“文学性”与“政治性”、“欧洲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那根钢丝绳，一直是诺奖的拿手好戏。相较于战火正浓的俄乌冲突、宗教干涉言论自由等热门议题，女性议题显然既体现了“普世性”，又不至于显得像一个“急于站队”的毛头小伙，最符合老欧洲的绅士作派。
至于安妮·埃尔诺本人，今年82岁的她，尽管屡屡被诟病作品的思想性大于文学性，但数十年来，在她的创作中，她从不同的角度，始终如一地审视了一个在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并显示了一名女性在种种生活压力之下的坚韧与勇气。她的创作道路漫长而艰辛。
女性写作的胜利
“我要记下来女性所遭遇的恶”。这是电影《正发生》中，女主角在经历非法堕胎后的一句台词。众所周知，《正发生》改编自安妮·埃尔诺的同名自传体小说，在现实中，安妮·埃尔诺说：“我写《正发生》是为了保存对数百万女孩和妇女遭受的暴行的记忆。”
暴力（包括精神暴力）与创伤一直是安妮·埃尔诺作品的重要主题。出生于平民家庭，她自小就对社会阶层差异十分敏感。在她的早期小说中，她生动地描写过少年时代与出身中产家庭的女孩打交道时，在服饰、话题乃至口音上自己的种种自卑。瑞典文学院主席奥尔森（Anders Olsson）表示，埃尔诺的写作“始终如一地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一种在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1940年，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伊韦托特小镇，父母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和一家咖啡馆。她从小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摆脱阶层的限制，成年后，她进入鲁昂大学，后来在中学教书。从1977年到2000年，她在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担任教授并直至退休。
她的处女作是1974年在法国出版的《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1974；Cleaned Out，1990），在这部作品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她的第四本书《一个男人的地方》（La place，1983A Man's Place，1992）是她在文学上的突破，在短短的一百页中，她为她的父亲以及从根本上塑造他的整个社会环境描绘了一幅冷静的肖像。这本书树立了她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写作风格，她的叙事非常中立，竭力将自我隐藏起来。1988年，她出版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以平实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她母亲的一生。2008年，埃尔诺的自传《悠悠岁月》获得了法国雷诺多奖，其英文版入围2019年布克国际奖。1992年的《简单激情》记述了安妮·埃尔诺与一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婚外情；《回忆》（《一个女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残酷的性遭遇，灵感亦来自于安妮·埃尔诺的自身经历。
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是二战后法国生活的迷人写照，她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精准的时代细节，女工们省吃俭用买《时尚》杂志、欧洲一台的女天气预报员被称为“太阳夫人”、一种叫做“玛丽花”的疥疮药等等。同时，她以外科医生般的冷静审视并剖析了自己个人经历中的创伤的事件——比如她23岁的堕胎，她父母的死亡；或者青春期一次灾难性的性接触。
由于对个人经历的挖掘，她曾被轻蔑地称为“一个外省来的女老师”，“一个写自己的女人”。
在接受BBC采访时，安妮·埃尔诺的出版商雅克·泰斯塔（Jacques Testard）将她描述为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家，他认为，“几十年来，她一直在记录20世纪和21世纪女性的感受”。他说：““安妮写她的生活，并以某种方式了解它的真相……她写了每一个发生在她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写她关于爱的激情和欲望。”他认为，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发明了一种形式，对文学做了一些真正的新鲜尝试；这是小说、自传和非小说的交集”。泰斯塔指出，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深受普鲁斯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影响，她对时代和媒介的关系的认识则源于皮埃尔·布尔迪厄。
《卫报》编辑安基塔·查克拉博蒂指出，埃尔诺直面自己的欲望，以写作来对抗女性被规训的“耻感”，“她写堕胎，但从不认为自己应该被羞辱。读她的书可以彻底消解女性耻于谈性、谈欲望的观念。”
瑞典文学院主席奥尔森说，埃尔诺克斯“显然相信写作的解放力量”：“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毫不妥协’的态度，文字干净、简洁。她以极大的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度揭示女性所经历的痛苦，并取得了令人钦佩和持久的成就。”
用文字撕开社会的面纱
对安妮·埃尔诺文学性的质疑一直伴随着她的写作之路。比如本届亦有人认为她的作品质量不如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但安妮·埃尔诺是“平淡写作”的倡导者，这种写作理念近似1950年代法国新小说以及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她的《空衣橱》出版于1974年，比法国作家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1977年创作自传体小说要早三年。可以说，安妮·埃尔诺才是“自传体小说”“私写作”的奠基人。此外，她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她的写作总是在对抗社会与阶级的不平等。她认为语言是“一把刀”，以此为武器，她撕开了社会幻相的面纱，让读者看到社会的真相。
在生活中，安妮·埃尔诺坚持巴黎文学界保持距离，她认为，这样有助于她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但她同时继承了法国作家“政治介入”的文学传统。尽管已80多岁，她从不吝于对社会事件发声。她曾在法国“黄马甲”罢工事件、新冠疫情期间批评马克龙，也积极支持““#MeToo”运动。她曾说：“男性的霸权是绝望的。它非常慢，非常，非常慢！”
凭借诺奖的加持，安妮·埃尔诺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下从小众冷门作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学“顶流”，但其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早在2003年就曾以《一个女人》之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其代表作《悠悠岁月》亦于200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并获得了“21世纪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这部跨越60年的自传体传奇小说，融合了个人细节、历史事实和社会学观察，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共冶一炉，读来像在看一部纸上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安妮·埃尔诺本人亦曾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来华，与中国出版界和学界进行交流。20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她的三部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回忆》《一个男人的位置》。
很多女性作家都曾从安妮的作品中获得启发和力量。一位法国女作家曾说，她写作时，案头就放着埃尔诺的作品：“她的成功表明女性作家有一席之地。人们总是拒绝承认个人经历可以产生普遍的知识，安妮·埃尔诺的成功反驳了这种想法。”
2021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安妮·埃尔诺说：“我一直坚持不懈，女性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写作。”在这次采访中，她说：“生命是巨大的，是无限可观察的，一生还不足以告诉你一个一生。”
在《悠悠岁月》的中文版中，安妮·埃尔诺为中国读者撰写了《致中国读者》。在文中她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译成你们的语言使我充满喜悦——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你们沉浸于这些你们也经历过——也许不一样——的岁月的时候，愿你们能感到，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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