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但这句话早该修改为，“东西南北中，发财到珠三角”，在某种意义上，广东就是珠三角，珠三角就是广东。这就是经济绝对优势携带的话语权对人下意识的影响。广东就是这样的中心很小一块区域富裕，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滞后和脱节的省份。每当外省谈及“富裕发达”的广东，非珠人士想必会心情复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东的地域贫富问题以及突破的可能。
一、回顾
聊广东前，不妨回顾几篇文章：
在笔者之前《小镇做题家的历史进城》观察到，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后四十年，分层逐渐从前三十年的：1. 国营重点厂矿院校——2. 大中型城市——3. 工业化县区——4. 广大农村，逐渐转变为带有地区概念的：1. 北上广深所谓一线——2.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国家级城市群——3. 省会城市与较大的地级市——4. 三四线城市——5. 中西部县城和乡村。
同时结合东比西好，南比北好，口岸比内陆好的概念。值得一提，这个过程中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市民阶层转向认同地域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就城市之间展开骂战的心理基础。
就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分层而言，上篇《润学三问》也提到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存在着中心—边缘的发展极为不平衡不平等的构造，而事实上，深深嵌人世界体系的中国，亦会在其内部复制部分的国际秩序的结构。
体现在我国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上：接近世界市场的沿海先发地区，最初容易接收来自核心国的加工业转移，然后获得产业资本的积累和集聚，而后发地区则成为前者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地，并一定程度上沦为商品输入地(看淘宝发货地点可知)。
当然，从内部而言，这种地区概念的分层也是政府最初采取的发展战略的结果。
除却率先实施“三来一补”，吸引外资，一是进行价格改革，东部沿海以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内陆的工业地区则采取限价政策，形成“剪刀差”，使沿海地区以自己的终端产品在国内获取暴利;二是通过内陆地区农村土地保障，为地方政府“GDP竞赛”减少后顾之忧：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只要进行产业扩张，就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涌来;反之若调整产业，失业的农民工可退出回农村。
以此，加速了广东等地大规模专业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即为“世界工厂”。
二、富广东
广东在1970年代末起，到本世纪初，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和成本优势，成为了体系自身运动和地域倾向性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虽然历史进程很重要，它可以告诉我们去哪可以富，但身处其中，当时谁也不知道大胆接入资本主义要承担什么的风险。在踌躇之际，彼时最有活力的不是省城广州，而是特区与政治中心的缓冲区域。
在70年代末，也就是这些缓冲带地区：顺德就“先斩后奏”引进了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历史上长满莞草的县城和香港配合打造“前店后厂”，虎门的村民们纷纷筹措土地迎接潮水般涌入的工厂;中山依托国营企业的强势，使其迅速从佛山地区独立出来;而此时南海的五金、内衣、袜子、摩托已占据省内很大份额。
在90年代它们成为威名远扬的四小虎，当地人通过海外关系引进来料加工的设备技术，建立起了产业配套关系，集中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专业镇集群的发展模式。镇里工厂和自建房的犬牙交错，穿行其中别串钥匙收租的慵懒本地人构成了外地人对“富广东”的映像。
本世纪初到现在，经过近三十年资本积累，珠三角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已然形成：“前店”被广州、深圳取代，它们是总部经济所在，同时发展高端制造;佛山东莞惠城是高效益“后厂”，依靠广州深圳的庞大市场做好自己的制造品牌;中山江门肇庆则守住中低效益的“后厂”;一些百强县负责捡漏产业;其他粤北和两翼市县则做好资源和第一产业的保障。
可以说，“富广东”能保持如此强劲的产业升级的动力就是源于此，当然这里面以迟滞为代价转移到了“穷广东”。
按照这套产业格局来看，即使是作为“富裕广东”的珠三角，也是存在梯次的：
省城核心区(天河)和深圳，享有最高的利润率水平，对金融资源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属第1档次;如果考虑到社会发展程度，他们之下是珠海(除斗门)，算1.5档;南番顺和莞城，还有广州的非核心区，在第2档;惠州市区依靠深圳的外溢，而中山被封印在产业升级前的琥珀里，算一个层级;江门没有维系好资源优势，和肇庆市区一样沦为4档，被戏称为大湾区的俩凑数的养老城市。
说富，当然得说说广东的先富们。
改开最大的一部分受益人，就是那批很早来到深圳抓住机会，享受到第一批红利的人，他们可能成为私立医院院长，保险和咨询公司的高管，股票投资人，996的倡导者，这里简化为大城市精英。
作为资本在区域的代理人，大城市精英们不断推动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和再结构，顺应资本主义的路径，在城市内部制造着士绅化的空间，将部分土著和外地打工人排斥出这些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代理人中有很多是粤东潮汕籍老板(深圳近40%资金来自潮汕)，也不乏其他“穷广东”来深圳奋斗(阳江老板)，混得好的也很多，但去了深圳就是深圳人，纳的税也不是家乡的。
那么广府人内部的划分呢?
一个常见的误解，像广州老三区的“老广”是一群有钱人，实际上老广基本上是改开前的体制内员工，一些孤寒小市民，要么住砖木结构的祖屋，要么住单位福利房。买商品房就得月供着。他们的儿女们多半竞争不过新广州人，甚至维系阶层再生产困难，很多沦为了服务业无产阶级。
总体来说老广身处大城市有这大城市人的红利，以至于贫穷率低，算不什么大富(移民澳洲、加拿大的老广另说)，他们不如曾经瞧不起郊区的农村人有钱，后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包租公。
这些村民，有因为CBD和新城建设拆迁致富的，如猎德佬、冼村佬，有前期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租给工厂。其他差点的村民则是有几栋自建楼，早些时候乘着政策不完善建到十几层，楼里加装了电梯，然后出租给附件上班的外地人，一年租金也能来个百万，还加上村里的分红。
这就是珠三角本地食利阶层的典型，什么“不要小瞧广东穿白汗衫大拖鞋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多有钱”的迷思流传于打工人中间(穿拖鞋是天气湿热，不露富很大原因是九十年代绑架案很多，绑匪专门瞄准有钱土著，外露财富容易惹来灾祸)。
以上，构成了“富广东”的基本面。
三、穷广东
广东是贫富差距最大的省。
不少珠三角的朋友们兴许会记得在学生时代组织捐款扶贫从来不出省，一般去向是粤北的山卡拉。从数据来说，整个非珠地区只占广东GDP约20%，经济差距20多年并没有多少改变，而且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人均这块，非珠地区人均GDP比贵州省要低，单独建省恐怕会在全国垫底。
如果从深圳开车去湛江，经过广佛、肇庆、云浮、再到茂名，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途的风光，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到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穿过无数的山地隧道，最后抵达菠萝的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缩影，更生动地诠释中心到边缘的内涵。
先说说粤北。占据广东面积40%的粤北山区，前三十年作为广州的大后方，布局了许多重工业。其中心的韶关曾是广东第二大城市。当珠三角再进行终端消费市场改革的时期，韶关像当时东北城市一样，转型困难。
同样是作为粤北的河源市离珠三角不远，市区是块平原，倒是不像其他粤北地区有山地限制，可惜的是，从河源这个地名能看出：它是要给珠三角和香港提供饮用水的地方。因此，河源被限制发展工业。在2019年时笔者看央视，新闻略有成就感地介绍河源拒绝了300多家企业。粤北作为珠三角后花园的命运，短期内很难改变。
如果说粤北整体因为地形崎岖、水源诅咒，逃不脱作为后花园的命运，那么东西两翼的贫穷并不是平原(工业用地)不够多，不沿海而造成的。代表城市湛江有着优良的港口，潮汕有特区的政策和侨乡背景。实际上，最开始珠三角、粤西、粤东，是处于一个起跑线上。
虽说在内部形成雁阵有省府有意设计的成分，但各区域自身奋斗也很重要。在群雄并起的时候，湛江神奇地提出了“两水一牧”的口号，将精力用于搞水产、水果和畜牧。成果不是没有，湛江生蚝和羊肉煲已经闻名于珠三角大排档，雷州半岛种出了菠萝的海，但经济增速就此拉下了。
醒悟过来的湛江又企图挣快钱(大概因为正常路子已经没有竞争力)，边境不设防，欲把打私办变成走私办，最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九八98大案”(经查走私货值达到一百亿以上)，来自国家层面的重拳把刚起步的投资环境砸稀烂。在入世大发展期间只能安于军港定位，在中国大陆隐秘的角落上。
粤东有特区加持，潮汕人头脑灵活，起初汕头增长迅速，做玩具、服装、电子等轻工业并不比珠三角差。和当时很多沿海城市接入资本主义一样，免不了“灯下黑”，骗税骗汇成风。坊间消息里的“火烧钦差”(存疑)被视为汕头地方宗族势力猖獗的象征，后续处理也被视作中央开始抛弃这个特区的标志。
不过以同样因为某大案而陷入“失去十年”且宗族含量不低的福建来看，汕头持续的低迷和中国入世后，缺少对接中部广大腹地的铁路干线有关。一个规律：入世以后，没有腹地的沿海城市，在新世纪逐渐把自己变成了沿海大城市的腹地。
总结来说，珠三角的最大地缘优势在于毗邻港澳，而轻工业化的成功又与珠三角长期以来乡土社会的运行架构相契合。某种意义上，它是天选之地，不富起来才有问题，但对接资本主义的体系下的产业安排，也是讲辩证法的。富广东的富，背后是穷广东的人次流失严重，战略规划也要服务于珠三角地区。
粤北的牺牲，和粤东西两翼的低飞，未尝不让人叹息扼腕。具体到这里每一个被输出的劳动力，虽然都顶着最富裕的广东省籍，但和我们这些湖南来的、江西来的、广西来的，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住在不采光的城中村里，贡献房租，无枝可依。而富广东的老市民和房东们谋划着二胎、三胎，这种参差，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现代化的注脚，但远远谈不上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