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声明其后发表在期刊《科学》上，标志着生物科技进入了快速发展、但在道德上备受质问的新阶段。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改进操控基因编码的方法。就在同一期《科学》中，还有一篇文章报道了在编辑DNA的“近亲”——RNA方面取得的突破。
合成基因组的倡导者们预期，该项目最终将达到上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等规模。只不过此次科学家的工作并非“读取”基因编码，而是“编写”编码，因此他们将此次计划命名为“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Genome Project-write）。
“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旨在降低编辑与测试大型基因组的成本，包括人类基因组在内，在十年内将其降低到原本的千分之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研发新技术，并制定基因组工程和移植医学的道德规范。”该研究团队在一则新闻草拟中写道。该项目将由一个名为“生物工程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Engineering Biology）的非营利性组织管理。
然而，美国国立卫生院院长、领导上一次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并不看好这一计划。他在国立卫生院的一则声明中表示，开展这样的项目还为时过早。
“国立卫生院认为目前并不适合开展以大规模生产为导向的‘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柯林斯表示，“目前，对于用于实验室研究的合成DNA片段，人们并未表现出过多道德忧虑。但合成完整的基因组与器官远远超出了现有的科学水平，将立刻敲响道德与哲学警钟。”
但科学家的目的并非凭空造人。前文提到的那篇《科学》论文作者之一、基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指出，成本较低的基因组合成技术可用来培育抗病毒细胞。这些细胞不会直接用于治疗人类，而是会被制药公司用来研发新药，解决目前该过程中易受病毒污染的问题。
“如果在使用哺乳动物细胞研发人类药物的过程中受到污染，研发过程便不得不延后两年，这是有先例可循的。”丘奇说道。
他们在论文中列出了许多低成本合成基因组技术的应用前景：“培育用于移植的人类器官；通过基因组重新编码使细胞株具有抗病毒免疫力；使制药细胞株拥有抗癌能力；促进高产量、高性价比的疫苗研发；以及用人体细胞和类器官促进新药研发等。”
合成基因组计划脱胎于两次闭门会议，一次于2015年在纽约举办，另一次于2016年5月10日于哈佛举办。
其中第二次会议招来了不少反对闭门会议的研究人员的质疑。而组织者称，他们不希望在论文刊登在《科学》上之前对外公布会议想法。但他们计划将前一次会议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
斯坦福生物工程副教授德鲁·安迪（Drew Endy）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你想在讨论某项研究时对外保密（即合成人类基因组），说明你肯定做错了。”
安迪与西北大学医学伦理与人类学教授劳里·佐洛斯（Laurie Zoloth）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尽管该技术的应用前景相当诱人，“但很容易被用于歧途。”
之后安迪又补充道，该研究团队并未获得科学委员会或任何独立道德评估委员会的批准，却仍然一意孤行。
“如果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人类基因组，你还想活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吗？在着手去做之前，我们是否该停下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呢？”安迪指出，“如今这些研究人员竟想将搭建人类基因组变成现实，这可是定义人类的关键啊。”
他还表示，《科学》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并未解决任何伦理问题。该项目的提倡者称，他们一定会解决之后出现的道德伦理问题。但安迪认为“这只是为了规避独立道德审查而采取的无耻之举。”
该项目有四位主要组织者：哈佛医学院基因学家丘奇；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系统基因学研究所主管杰夫·波克（Jef Boeke）；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的欧特克（Autodesk）公司研究人员安德鲁·海瑟（Andrew Hessel）；以及纽约基因组中心前任执行主管南希·J·凯利（Nancy J。 Kelley）。
他们在新闻中指出，凯利将担任该项目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欧特克公司已为该研究提供了25万美元（约合161万人民币）资金赞助。
组织者希望到2016年底可筹集1亿美元资金（约合6.46亿人民币），最终总成本预计为30亿美元（约合194亿人民币）。《科学》论文作者表示，部分资金将用于解决最新基因工程技术使用时产生的道德、法律与社会问题。
对于安迪的评价，丘奇表示，哈佛闭门会议的九位参与者均是技术道德、法律与社会影响方面的专家，并且他还期待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能够得到更多回应。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希望出现的问题，就要深入思考预防方案，比如从监管、威慑和后果方面着手。”丘奇说道。
丘奇所在的哈佛医学院实验室由于在基因工程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而闻名于世。他表示，在三到十年内，我们应当能将合成长链DNA的成本降低到目前的千分之一。受其影响，后续研究的成本也将大幅下降，如读取人类基因组信息等。丘奇还指出，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合成了基因编码片段，但非常短小。要想对合成基因组进行广泛应用和测试，最大的障碍就是成本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基因工程领域便在不断挑战道德边界。2015年12月，美国、欧洲与中国科学家齐聚华盛顿，一致同意对基因编辑技术CRISPR（该技术能够改变人类基因组，并且这些变化可遗传给后代）加以限制。
